其次,外观之幕并没有完全妨碍科学家客观地认识客观实在的部分奥秘。我们在论述科学定律的客观性时已经对此做了比较详尽的说明,在此我们仅想引用马赫的言论再次予以澄清:
我们现在的天生的感官之感知,将无疑依然是我们的心理世界和物理世界的基本要素;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的物理理论变成独立于我们感性知觉的特殊的质。我们通过排除观察主体的变化,或通过以某种方式从变化中抽象,来研究物理学。我们比较物理的物体或过程,从而只有感官反应中的同一和差异才算数,而感知的特殊的特征对于所发现的、在方程表达出来的关系而言不再是重要的了。因此,物理探究的结果不仅对所有人,而且对所有具有其他感官的生物都变得确实可靠,只要他们认为我们的感觉是一类物理仪器的记号。
第三,“观察渗透理论”并不构成对科学事实的客观性的否定,从而也不构成对基于事实建构的科学理论客观性的否定。彭加勒的前述引文已经申明,已有的理论没有改变“事实中的本质性的东西”。波普尔也得出“实在的事实不是人造的”结论:“我承认,一种像康德那样的观念论可以这样辩解说:我们的一切理论都是人造的,我们试图把它们强加于自然界。但是我坚持,人造理论是不是真的问题,取决于实在的事实,这种事实很少例外,显然不是人造的:我只是在这一点上是物质论者。人造理论可能同实在事实冲突,这样在探求真理的过程中我们就要调整理论或予以放弃。”陶伯认为,科学共同体对事实的共享和充分普适化,保证了事实的客观性:“虽然事实的建构密切地与它的创造者相联系,但是事实的动力学几乎不能被限于观察者经验的私人领域;其他人对事实也要求拥有权利,这往往在狭窄的所有权的意义上被共享,并且总是作为所期望的科学过程的结果。科学事实根本上是公共的,因为它必须被科学共同体充分地普适化。隐藏的事实对科学共同体是无用的,因为它被置于话语或交谈外,禁止对它详查。科学的客观性集中于事实的发现和创造,以及围绕它们的公开争论。科学事实要求公共实体的地位:变得公开化并广泛地被循环,日益被鉴别,较少带有科学家主观的、私人的报告。对近代科学来说,关键的东西恰恰是这个过程,通过该过程,共享的经验在科学实践者中间被普适化。这是在其中获得客观性的领域。”
第四,客观事实对理论的“不充分决定性”(under-determination)——这作为迪昂-奎因论题(Duhen-Quinethesis)而众所周知——并不构成对科学理论客观性的致命威胁。索卡尔对此有明锐的见解:
更值得一提的是,证据对理论的不确定性,并没有瓦解科学的客观性,实际上它使科学的成功变得更为卓著。确实,困难的不是发现一个“适合事实”的故事,而是发现惟一的不疯狂的陈述。我们如何知道某一陈述不疯狂呢?这就是一组要素的组合:它的预测能力,它的解释功能,它的适应范围以及它的简明性等等。证据对理论的不确定性绝对无法告诉我们,如何发现具有部分或全部这些特性的各种不等价的理论。事实上,在物理学、化学以及生物学的广大领域中,都存在惟一的不疯狂的理论能够说明已有的事实,而其他替代理论的说明尝试最终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在于它们的推断与实验事实矛盾。在这些领域,我们有理由认为,我们现今的理论至少是接近客观真理的。
第五,科学的背景假定或科学预设虽然包含主观性的因素,但是它们并不足以抗衡客观性,更无能为力把客观性从科学理论中排除出去。诚如隆季诺所说:“客观性的社会叙述表明,在作为证据的推理中,背景假定的作用是把相对主义仅仅放纵在科学方法和科学知识的个人主义概念的与境中。如果我们把在科学中知识构造的方法的概念扩大到包容作为证据的、特别是概念的批判,那么我们看到,个人的主观偏爱如何在最后的产物中被减小。”的确,背景信念或承诺会对科学家的感知、判断乃至理论造成某种影响,但是并非所有背景信念都有这样的影响,并非所有感知和理论都如此受到影响。拉奇在批评这方面的极端主观主义观点时说:不管我们多么热情地坚持某个相反的理论,我们也不能觉察在某一时刻天空有一个以上的月亮。因此,不管经验之外的东西可能影响某些感知,依然存在感知的实质性的核心,这种核心是中性的,是与其他人共有的,完全能够把不适感给予相反的理论。如果理论不能与这样相反的观察隔离开来,如果这些观察也被其他观察者共有,那么将存在科学的客观性的基础。科学至少具有某些客观的试金石。目前的倾向朝向下述观点:中性的核心、公共的感知提供了客观的约束,以保持科学家共同体在相同的普遍方向上行进,科学的意见一致不仅仅是社会学的人工制品,尽管社会学因素在特定的情况下可以或多或少起有意义的作用。
第六,社会文化与境对科学理论客观性的影响是相对的和有限的,知识和理论的与境性质无法摇撼其客观性的可能性的根基。拉奇承认,科学不可避免地嵌入到更广泛的社会与境之中,这个事实在历史上影响科学的进程和内容。我们的概念来源至少部分地由我们的视角形成,我们人的科学显然不能超越我们人的概念来源。不过,他同时强调,科学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在某种意义上它起作用,它按照自然的关系起作用——并非恰恰按照我们自己、或我们社会的关系、或我们语言的关系起作用。陶伯深中肯綮地指出:
相对主义者为科学客观性的与境性辩护,说客观性的标准永远是变化的。但是,科学是成功的,把知识的与境性与它的客观性的可能性混合,就是否认科学方法的明显成就。无疑地,科学的客观性部分地依赖于它的与境性,但是那不是否认它的证实、融贯和可预见性的力量,即使是在它的探究的当地与境中。倘若我们乐于承认社会因素确实起重要作用,那么我们必须不丧失科学如何跟踪自然的眼界,从而向我们提供操纵和强有力地预言的工具。科学不是任意的描述,在它的当地领域内,它作为对相对主义的思维的重要限制发挥作用。
比如,科学家可以选择自己的研究纲领,作为结果的科学事实和理论将明显地反映这些不同的进路。但是,这只是说明,自然可以以变化的方式描述,理论的进化会导致有效操纵自然的客观结果和实践成就,从而达到超越某些社会意见的一致。在这个过程中,不仅科学方法和理论在生存竞争中的自然进化使理论客观化,而且科学的社会基础即科学共同体也能够发挥有效的作用,使与境的和主观性较强的私人科学向普适的和客观的公共科学转变。多尔比揭示出,科学知识固然是适合于特殊与境构造出来的,但是科学家在构造时,要考虑它能够转移到其他与境,并被具有明晰推理的人以独立于它的起源的方式理解和使用。现在,科学发现在世界各处传播,从实验室到实验室,从学科到学科,从纯粹科学到工程。科学的各种社会基础加速了能够离开起源点运动的认知产物的创造,这些产物的地方性在它的使用与境中被其他来源的知识冲淡。(责任编辑:一枝笔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