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主义在西方和中国(2)

　　培根没有把科学与科学的有效应用截然分开。在他看来，二者如同信仰与德行一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再三强调，没有一种真正的、科学的认识，就无法实现减轻人类生活的苦难这一目标。培根虽然倡导科学的经验和功利精神，但是并未否认科学的理性和理想精神，尽管他没有认识到数学精神对科学的重要意义，也低估了想象和假设的必要性。培根也没有在科学中给予理性以惟我独尊的地位。对他来说，真正的哲学有两部分即理性的和道德的，它对应于人的两种官能——理性和意志。真正的科学把这两种官能结合起来，使它自己既不满足于被动的理性之光，也不满足于迟钝的经验。培根注意到理性研究也会受到困扰，并揭示其中的缘由：“人的知性像虚假的平面镜一样不规则地接受光线，由于把它自己的本性与事物的本性混合起来，从而歪曲和污染了事物的本性。”“在科学中几乎所有弊病的原因和根子是这样的：在我们虚假地赞美和颂扬人的心智的威力时，我们忽视了寻求它的真正的帮助。”当科学正在兴起时，培根就坚持认为，它的所有分支应该结合成一个基本知识的本体。而且，自然的统一性能够被证明，科学通过基本的学说即对所有科学来说共同的第一哲学，能够被结合到一个普遍的本体中。显然，培根的科学统一并不是要把所有科学分支统一于物理学，更不是要把其他知识部门统一于科学。不管哲学眼界的巨大变化，培根指出的统一方向成为科学统一的传统进路，至今还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由此可见，培根的科学视野和科学理想是比较开阔和明智的，在他那个时代能系统提出这样的思想是很不容易的。波普尔对培根的科学观评价颇高：“培根的乌托邦就像许多乌托邦一样，努力把地球变为天堂。就它所承诺的，即通过自身奋斗以增长力量和财富，通过新知识以达致自我解放的方面来看，它可能是惟一实现其诺言的乌托邦。的确，它几乎达到了让人难以相信的地步。”当然，培根和笛卡儿对科学的赞颂，对科学伟大复兴的自信，对科学功能的乐观预言，以及他们各自对科学方法论的两翼即归纳法（广而言之经验方法）和演绎法（广而言之理性方法）的推崇，加之其他一些具体的看法和观点（比如培根的学术分类：诗和历史是具有有限范围的第二类科目，自然科学是无比广泛、原则上更有价值的科目；笛卡儿的机械论哲学，以及关于人像机器，物理学是科学的主干的观点），都给科学主义者留下有用的口实和发挥的余地。因此，如果非要把科学主义与他们二人挂钩的话，我们也许至多只能说，培根和笛卡儿是科学主义的引线和酵素——他们本人并不是科学主义者。
　　准确地讲，科学主义萌生和成长于17世纪，它是伴随着科学建制化和近代科学的孕育和诞生出现的，并随着科学革命的大功告成（以牛顿1687年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出版为标志）而得以确立。在这个世纪破晓，在意大利罗马出现了山猫学会（1601），伽利略是该科学学会的会员。1662年，英国国王颁发特许状，正式成立皇家学会，其全称是“伦敦促进自然知识皇家学会”——这是科学建制化的正式标志。紧接着，巴黎皇家科学院（AcademiedesSciences）也于1666年成立。与伦敦皇家学会不同的是，它的会员从政府领取薪俸，以研究为职业。17世纪中期前后，是科学建制化的酝酿、准备和完成的时期，这种社会背景为科学主义的萌生和发展准备了外部条件。因为科学建制化意味着人们已经认识到，科学取得了相对自主的地位，科学独立于其他探索领域，科学规范不同于其他规范，经验的科学方法是获得客观知识的有效途径。
　　本-戴维揭橥，在巴黎科学院成立之前，在法国就出现了一些鼓吹科学的非正式的学术圈子和学会，为设立科学院奔走呼号。这些团体赞成积极支持科学的政策，也赞成采纳新的科学哲学，要求承认科学是一个自主的、在神学上中立的智力活动领域。在这种社会与境和理智氛围中，所谓的“科学主义运动”（scientismmovement）应运而生。参加该运动的一群人相信：
　　科学是求得真理和有效控制自然以及解答个人及其所在社会中的问题的一种正确途径，尽管这些人大都不懂科学。在这种观点中，经验科学和数学科学是解决普通问题的一种模式，也是世界无限完美的一个象征。
　　这个运动“赋予科学以广泛的社会和技术含义”，“视科学为进步的象征”。“运动”这个词的涵义是指该集团努力奋斗以传播自己的观点，并使其成员作为一个整体被社会接受。当这个运动达到它的目标，并且社会实际上采纳了它的价值观时，体制化就开始了。但是，在科学院成立时，这个运动的代表没有进入，因为科学院的成员是一小批声望很高的科学家，而英国皇家学会的成员既有杰出成就的科学家，也有业余爱好者和科学政治家。不过，那时人们对科学仍然抱有戒心，认为科学是一种具有潜在危险的颠覆哲学，必须严格控制和缩小它对政治、经济、宗教和道德的影响。法国王室未让非科学家进入科学院，也有离间科学和科学主义运动的意图，把科学与社会隔绝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科学的支持者有时也不得不抑制自己对科学的热情，科学方法向公众和社会的任何扩张都要冒着被教会和政府控告的危险。当时，“在法国知识分子看来，科学主义运动的成员是知识分子的激进派，他们对政治和经济有实际的兴趣。他们使用科学的主要目的是把科学作为在经济、政治等事务中提供客观而‘科学’的根据的一种模式，以证明进行他们所期望的变革的必要性，而且这种变革不可能或不会得到传统观点的支持。他们的思想常常是不严密的和肤浅的，在事实的陈述和价值的判断之间有大量的混乱。在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这种混乱一直存在于关于人与社会的大部分哲学思想中。”
　　从上述陈述和分析来看，此时的科学主义已经初步具备了它的主要内涵、结构和表现形式。不过，它还不可能成为强大的文化思潮，更不可能在社会上大行其道，基本停留在热中科学的小圈子内。但是，
　　到17世纪下半叶，由于牛顿力学体系的确立，把原先视为高贵的天空的力学现象与低贱的地面的力学现象和谐地统一起来，给予宇宙以完美的因果说明。进而，牛顿力学的范式也立即被应用到有关学科和领域的研究，而且小试牛刀即初见成效。这大大增强了人们对科学的信赖和信心，同时赋予科学以超越自身的更大权威性，从而为科学主义的成长准备了肥沃的土壤。(责任编辑：一枝笔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