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在逻辑经验论之后,科学万能说,起码是过分相信和夸大科学功能的社会思潮和心理倾向,还是有它的预言者和追随者。例如,德日进在1955年认为,科学研究是人的功能的最高的东西。只有通过科学,人才能够学会如何控制他自己的命运,抓住他的命运的舵柄。科学甚至会征服战争。美国化学家鲍令确信,所有现象——包括伦理和情感——都可以简化成一些最基本的物理和化学机制。在他的“亚分子世界观”中是没有神秘、神秘主义和宗教的地位的,大千世界完全是理性的和可以认识的。物理化学家阿特金斯1992年在《新科学家》中写道:
在历史上,永不停息的科学之流使我们相信,科学是万能的。……科学限制它的论说领域,是它的诚实的表现和它的成功的跳板。这并不意味着科学拒绝任何研究领域脱离它的方法:它们的时机将到来。与宗教的普遍而空洞的吞食和有神论的说明的通用言辞的浮夸相比,科学公开监视啮咬宇宙小面包的谨慎是诚实得多的趋向普遍的权能。
道金斯1991年在讲演中以类似的口吻宣称:“如果科学无法言说,那么可以肯定,其他学科根本不能说三道四。”在这种社会氛围和心理与境中,神创论者也试图用科学的证据证明他们的学说,构造出所谓的“科学神造说”(creationscience),把受人尊敬的科学作为它的标签。
尽管不能说科恩和本-戴维等描绘的现象并不存在,但是我总觉得他们似有渲染之嫌——把科学主义的影响估计得过于严重了。我以为,20世纪后半叶科学主义在西方的声势是相当有限的:既没有在学界出现像维也纳学派那样的科学主义共同体和像逻辑经验论那样的完整思想体系,也不可能在社会上大行其道,形成相当规模的群众运动。除了上面所说的四个理智方面的原因继续发酵外,还有以下几个重要的社会原因。其一是,不少人把20世纪上半叶仅仅相连的两次世界大战的罪责归咎于科学(当然这是没有过硬的道理的),从而使科学背上原罪,乃至蒙羞。其二是,以1962年出版的卡逊的《寂静的春天》为标志,在西方社会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环境保护运动,人们的生态和环境意识日益增强,而相当多的环保主义者往往把科学视为罪魁祸首。更为重要的是,自1960年代以来,对科学的新浪漫主义批判与反文化、反科学的社会思潮和群众运动自觉或不自觉地结为神圣同盟,向科学发起猛烈的攻击。在这种情况下,科学主义怎么可能畅行无阻呢?科学主义怎么会有广阔的学术平台和大众市场耀武扬威呢?
关于科学主义在中国的问题,我在这里仅仅涉及一下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大致从1914年中国科学社成立到1923年科玄论战后)的概况。在这里,有一种流行的观点颇有代表性。例如,有人把《科学》、《新青年》视为“唯科学主义”的始作俑者,认为“唯科学主义”当时充斥整个学界和社会。其实,这位作者的观点并非独创,它不过是郭颖颐等人的错误判断的引申和发挥而已。对此,许良英在其文笔犀利的论文中做了有理有据的驳斥,我也多次就这个论题进行了必要的澄清。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赛先生的倡导者以及科玄论战中的科学派不分青红皂白地贬斥为“唯科学主义”,实在是对历史的误读!
其实,在科玄论战或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张君劢就揶揄丁文江的“科学万能之语”无异于“螳臂当车之勇”,讥讽其“蟪蛄不知春秋”。梁启超也直言:“在君过信科学万能,正如君劢之轻蔑科学同一错误。”然而,按照科学主义内涵衡量,科学派乃至它的激进主将丁文江的科学观似乎难以无条件地归入科学主义范畴。张、梁二人的断言恐怕缺乏仔细分析,仅是凭感觉走的。
丁文江的具体表述是:“在知识界内,科学方法是万能”;“科学的万能,科学的普遍,科学的贯通,不在它的材料,在它的方法”。他后来又重申了他的观点:“在知识里面科学方法万能;科学的万能,不是在它的材料,是在它的方法”。“科学的万能,不是在它的结果,是在它的方法”。很明显,丁文江所谓的科学万能,实指科学方法万能。而科学方法万能是有前提条件的,即“在知识界内”、“在知识里面”。与此同时,他在谈及“在知识界内科学方法万能”时,他所指的“知识”是:“知识即科学知识,不用科学方法所得结论不是知识”。这样一来,科学方法在科学知识内万能,这又何错之有?况且,丁文江秉承皮尔逊的怀疑的唯心论,这当然包括对科学知识自身的怀疑。进而,他还批评了张君劢以为“严正的科学”是“牢固不拔的”,公例[定律]是“一成”不变,“科学的”就是“有定论的”陈旧科学观。既然科学方法都无法保证科学知识绝对正确和一劳永逸,其“万能”即便在科学内部不也是有限度的吗?在科学之外,又怎能“万能”得起来呢?其实,丁文江的科学方法“万能”的真实意思是,科学方法也可以在自然科学以外的学科和领域里适当运用,凡是用科学方法研究无论什么材料而得到的结果都是科学知识。在这里,他既没有断言仅用科学方法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也没有排斥其他学科特有的方法,而且他申明“科学的态度是极平等的”,“科学的态度是极谦和的”。这一切与科学主义的内涵都对不上号,怎么能断定他的主张是科学主义呢?事实上,丁文江的意图正如他自己所说:
惟有科学方法,在自然界内小试其技,已经有伟大的结果,所以我们要求把它的势力范围,推广扩充,使它做人类宗教性的明灯:使人类不但有求真的诚心而且有求真的工具,不但有为善的意向而且有为善的技能!
(他在这里给“宗教”下了一个定义:“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之天性”。)由此也可以看出,他把科学方法还是作为“工具”和“技能”看待的,没有说它能够决定和树立“求真的诚心”和“为善的意向”——科学方法岂不是又不“万能”了?至于丁文江不认为科学之外的美术、宗教等不是知识,那纯粹是由对知识的定义——知识是主观与客观、理论与事实的符合——引起的。要知道,他不反对美术,也不反对宗教,而且认为美术也不是可以完全离开知识的。不过,丁文江数次用“万能”一词是不很恰当的,起码是不明智的,因为它极易引起不加深究的人的误解,也往往会产生不必要的混乱。(责任编辑:一枝笔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