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主义在西方和中国(8)

　　在这场争论中，其他科学派的干将也没有主张科学万能论甚或科学方法万能论。任鸿隽说：“我们晓得科学方法虽是无所不能，（请读者注意，我说的是科学方法，不是科学万能。）但是它应用起来，却有一定的限度。我们所说的限度，就是指经过分析而确实清楚的事实。”唐钺在坚持各科有共同的方法的同时，也承认各科有各科的方法。章演存甚至坦言：不敢说科学方法无所不能，科学方法也不是丝毫没有改造的余地。
　　另外，从当时的学术思潮和社会状况来看，科学主义或科学万能论似乎也未风行一时或成为主流科学观。诚然，张君劢说过：“盖二三十年来，吾国学界之中心思想，则曰科学万能。……一言及于科学，若临以雷霆万钧之力，唯唯称是，莫敢有异言。”“国人迷信科学，以科学为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此数十年来耳目之习染使之然也。”“吾国自海通以来，物质上以炮利船坚为政策，精神上以科学万能为信仰”。诚然，胡适也说过：“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或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但是，只要细心考察一下，可知情况并非完全如此。物质上以船坚炮利为政策，的确可以用影响颇大、绵延多年的洋务运动佐证。但是，精神上以科学万能为信仰，实属无稽之谈。至于说国人迷信科学，对科学唯唯称是之类，无疑是夸大其词、以偏概全。不用说，胡适的言论多少有渲染、烘托之嫌，即便如此也得不出其时科学主义流行或肆虐的结论。在这里，蔡元培1918年为科学社筹款的启示很能说明问题：“当此科学万能时代，而吾国仅仅有此科学社，吾国之耻也；仅仅此一科学社而如何维持如何发展尚未敢必，尤吾国之耻也。”不难看出，这段话中的“科学万能”只是一个修饰语，并非作者当其为真，起码不会认为科学在中国已经万能。不是嘛，当时中国仅有的科学社尚且面临生存困难，惶论科学“无上尊严”，“若临以雷霆万钧之力”！
　　事实上，在20世纪初，现代科学才正式进入国门，科学教育刚刚开始在各级学校落脚，中国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对科学的认识只不过是首次超越“器物”层次，以中国科学社（1914年成立）为标志的科学建制化仅仅迈出了第一小步。尽管1919年前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大力倡导德、赛二先生，但是毋庸置疑的是，中国的科学事业依然十分落后，国人乃至上流社会对科学了解之可怜令人咋舌。当任鸿隽1818年从海外返国，与父老兄弟相问切时，让他“始不及料”的是，就连“承学之士，知科学为何物者，尚如凤毛麟角”。在1922年中国科学社年会上，梁启超在讲演中指出，中国今日还得不着科学的好处，中国人今日依然是非科学的国民。其原因在于，国人对科学的态度，有三点根本不正确。其一，把科学看得太低了、太粗了。其二，把科学看得太呆了、太窄了。其三，把科学看得太势利了、太俗了。粱启超断言：“中国人对于科学这三种态度，倘若长此不变，中国人在世界上永远没有学问独立，中国人不久必要成为现代被淘汰的国民。”就在科玄论战正酣之时，科学在中国的命运又是如何呢？陈独秀给出了一个相当悲观的估计：中国还处在孔德所谓的宗教迷信阶段，全国大多数人还是迷信巫鬼符咒算命卜卦等超物质以上的神秘；次多数的旧的士阶级全体，新的士阶级一大部分，像张君劢一样相信玄学；像丁文江这样相信科学的人，其数目几乎不能列入统计。胡适也给我们描绘了一幅黯淡的社会现实和惨淡的科学现状：
　　中国此时还不曾享着科学的赐福，更谈不到科学带来的“灾难”。我们试睁开眼看看：这遍地的乩坛道院，这遍地的仙方鬼照相，这样不发达的交通，这样不发达的实业——我们那里配排斥科学？至于“人生观”，我们只有做官发财的人生观，只有靠天吃饭的人生观，只有求神问卜的人生观，只有《安士全书》的人生观，只有《太上感应篇》的人生观——中国人的人生观还不曾和科学行见面礼呢！我们当这个时候，正苦科学的提倡不够，正苦科学的教育不发达，正苦科学的势力还不曾扫除那迷漫全国的乌烟瘴气。
　　确实，与陈独秀、胡适一样，当时一些知识界人士也说过一些稍为过头的话：“科学在智识界造成了真理的极则，为正确性的标准，简直支配了思想。对于实践，则自然科学为生产的向导；社会科学为其他一切行为的向导。总之，科学显出了支配整个人类生活的样子。”之所以如此强调，与其说这是宣扬科学主义，倒不如说是对科学的社会功能做有一定客观根据的描述，其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发挥科学的精神功能。果不其然，接着话语是：“在中国，就一般的文化来说，需要提倡科学，把我们从神学、玄学的谬误中解放出来。科学不发达，文化是不能增进的。知识界中的乌烟瘴气，更无从肃清。”

　　中国当时落后的经济、专制的政治、愚昧的文化、僵化的思想之现实，根本不可能有产生科学主义的土壤和气候。更重要的是，科学派的代言人任鸿隽、丁文江、王星拱等人的科学观直接来自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马赫、彭加勒、皮尔逊，尤其是皮尔逊，对他们的影响举足轻重。要知道，活跃于19和20世纪之交的批判学派，不仅摆脱了先前的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以来的经典科学观，而且与其后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观也大异其趣，是一种相当开明、先进乃至超越时代睿智的科学观，跟科学主义根本不沾边。秉持批判学派科学观的中国科学派，怎么有可能是科学主义呢？
　　实际上，给科学派扣科学万能论和科学方法万能论的帽子，只是玄学派反科学的一种手段和组成部分而已。玄学派反科学既是对当时国外反科学思潮的呼应（丁文江、胡适等都揭示了这一背景），亦是西方科学和技术进入国门以来封建士大夫阶层本能的排异反应和自觉的抗拒行为的继续和延伸。梁启超1920年发表的《欧游心影录》，则对反科学思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借用胡适的话来说就是：“梁先生的话在国内确曾替反科学的势力助长不少的威风”。反科学在当时出现也许是历史的必然逻辑——诚如陈独秀所说：“现在由迷信时代进步到科学时代，自然要经过玄学先生的狂吠”。当然，也不能否认玄学先生一点没有私人的“小算盘”——以实证和理性珠联璧合的科学和科学方法，对墨守成规、寻章摘句的学术传统，对在故纸堆中讨学术的方法，给予强有力的冲击，难免使旧文人产生一种明日黄花般的心理失落感和朝不虑夕的生存危机感。不过，我觉得玄学派之所以站在反科学的立场上，主要还是对科学的精神价值和文化底蕴一无所知或一知半解。在他们的眼中，科学只不过是机械的、物质的、向外的、形而下的器而已——恰如张君劢曰：“电灯、电话、自来水”，“科学也”。难怪他们把科学等同于船坚炮利、务外逐物、赚钱求利，甚至认为科学损美败德（任鸿隽和唐钺在科玄论战前就批判了科学损美说和科学败德说；胡适强调，科学的人生观有美和诗意，有道德的责任和创造的智慧）。他们不仅认识不到科学的形而上意义，反而把科学派研究科学深层底蕴的深邃洞见和发挥科学文化功能的良苦用心斥之为科学万能论或科学主义。现今有不少学人喋喋不休地批评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科学倡导者犯了科学主义和使科学意识形态化的错误，岂不知犯错误的恰恰是他们自己——他们的错误与玄学派同出一辙！(责任编辑：一枝笔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