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主义在西方和中国(6)

　　科学的世界概念的精神正日益渗透在个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以及学校课程、教育、建筑艺术之中，也有助于按照理性原则改造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科学的世界概念服务于生活，生活也接受这种科学的世界概念。
　　值得注意的是，维也纳学派和逻辑经验论基于科学的世界概念张扬科学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并在推进科学化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科学主义理想。这种意向和见解在其代表人物的论著中俯拾即是。该学派的领袖石里克揭示，形而上学的没落并不是因为它研究的问题是人的理性不可解决的，而是它所提出的问题本来就是假问题。他说：“没有什么原则上不能回答的问题，没有什么原则上不能解决的课题。人们一向认为不能回答、不能解决的，并不是真正的问题，而是无意义的语词排列。”他提出的意义标准是：“一个命题的意义，就是证实它的方法。”石里克在这里所说的方法，意谓逻辑分析加经验证实（verification）的科学方法，后来卡尔纳普用“确认（confiemation）代替证实”，对经验论原则有所冲淡。赖兴巴赫则力图把哲学纳入科学的框架予以改造：“哲学思辨是一种过渡阶段的产物，发生在哲学问题被提出，但还不具备逻辑手段来解答它们的时候。一种对哲学进行科学研究的方法不仅现在有，而且一直就有。从这个基础上出现了一种科学的哲学，这种哲学在我们时代的科学研究里找到了工具，去解决那些在早先只是猜测对象的问题。”他最后的结论是：“哲学已从思辨进展而为科学了。”卡尔纳普甚至昌言物理主义的科学统一观：“每一心理句子都能用物理语言来表达”，“物理语言是普遍的和主体间的”，因此“物理语言是一种普遍语言”。费格尔这样诠释物理主义的两个主旨：
　　物理主义的第一个论题，或关于科学语言的统一性的论题，基本上就是建议把能否在主体间证实看做有无意义的标准。在这第一个论题中，“统一科学”实质上意味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一切实际认识的（即非分析的）陈述的证实基础是统一的。从这个论题中必然得出的结果，就是肯定科学方法的统一性。……物理主义的第二个论题断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种种事实和规律，至少从原则上说都可以从物理学的理论假设中推演出来。我们可以把这第二个论题表述为：这是相信有可能建立一个统一的解释系统。
　　对此，普尔评论道：逻辑实证论振臂一呼，以科学的名义，把所有道德的、神学的和形而上学的陈述作为无意义的东西打发掉。科学被过度地奉为神明，被吹捧为能够相信的理性仲裁人。他们还把科学语言或物理语言提升到元语言的地位，所有其他语言都要以它为参照做出判断。逻辑经验论岂止以物理主义作为统一科学的基础和元语言，它甚至以物理科学解决问题的方式寻求社会问题的“直线”解答呢。
　　虽然维也纳学派和逻辑经验论的科学主义在理论化和系统化方面达到思想体系的顶峰，但是并没有在学界起太大作用，也没有在社会上造成太大声势。其原因在于，19和20世纪之交，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马赫、彭加勒、迪昂等对经典力学的批判、对经典科学观的反叛以及提出的某些超越时代智慧的后现代思想，严重地消损了科学主义思潮；20世纪初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为标志的科学革命的凯旋，现代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出现的某些新动向和有益启示，与科学主义形成抗衡之势；世纪伟人爱因斯坦的开明的人文的科学主义和科学的人文主义思想逐渐深入人心，使科学主义难以俘获人们的心灵；1960年代以来，在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领域涌现的对逻辑经验论的反动，一浪高过一浪。因此，尽管逻辑经验论的科学主义思想相当严密和精致，也不可能在科学共同体和学术思想界一呼百应。同时，由于这种版本的科学主义属于“阳春白雪”之列，自然曲高和寡，亦不可能在社会上广为流行。
　　虽说逻辑经验论的哲学和理智上的科学主义不可能声势高涨，但是科学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心理厚望还是有机会找到它的市场的。从19世纪后期开始，随着染料工业、电气工业的发展，科学成为新工业基础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特别是进入20世纪，科学成功地发现了许多微生物病原，又研制出新的疗法和药品。化肥、农药、作物育种的普遍使用，大大提高了农产品的产量，缓解了饥饿的威胁。科恩对此评论说，这一切给人们以深刻的印象，对科学的功能的崇拜开始发展了。这种崇拜使人们深信，科学家能够解决任何问题，只要他们把思想转向它。几乎与此同时，一种希望在人们心中骤然升起：科学家不仅在与科学的硬核同源的领域（医学、技术、农业等）能做出有益的变革，而且在人类事务中也能如此。对许多人来说，科学似乎对人类所有的问题都能提供答案，不论是住房、国际关系或城市问题。本-戴维看到，尤其是在二战之后，科学在西方变成社会的世界观的中心要素，科学方法被看做是能够处理社会生活和物质生活的进路，理性的和经验的研究被视为对付经济和社会问题普遍可应用的和可接受的工具，这种工具能够在不诉诸武力和暴力的情况下，调停社会冲突和政治冲突，并推进人们向更好的未来迈进。二战后20多年，科学被置于中心（science-centered）的世界观导致教条主义的科学主义（dogmaticscientism）。这种科学主义的要素能够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观察到，其对科学的权力和权威的信仰时常是教条的。
　　这种教条主义的科学主义显著不同于早期形式的科学主义。科学的有效追求与政府和经济的分散化的自由形式联系起来，而先前17世纪的科学世界观偏爱集中化的计划和权威政府。“科学作为无止境的前沿”的新培根的乌托邦也变得与自由的民主联系在一起。人们广泛地相信，通过研究，所有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并期望美国总统约翰逊允诺的“伟大的社会”如约而至，在这个社会中，民主的政府会对事业和研究所要求的自由提供领导和保障，以便存在不断改善社会福利的手段。在科学家和科学代言人中间，惊人地确信（在许多场合接近于过分确信和傲慢）他们在帮助导致这种乌托邦的实现中有重大的作用和能力。
　　这种科学主义相信科学的无限威力，存在对研究的投入必然会产生福利的信念（有时不同于对魔法的信念）。许多科学家、知识分子、报刊记者相信，科学研究是整个经济发展的关键，科学握着国家钱袋子的绳子，是消除贫困和教育落后的途径。与此同时，杰出的科学家被作为“明星”和“超明星”对待，甚至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觉得自己是超人。科学家自己要求类似于正式牧师的特权，要求科学享有“国教的毫无窘迫的天赋特权”。这种非理性的教条主义的科学主义虽然未被精心制作成在主旨上以科学为经常的、综合的、权威的意识形态，但是在这个方向上也有一些影响有限的尝试，例如斯金纳的行为乌托邦，德夏尔丹把科学视为基督教启示的一种类型，以及更近的社会生物学。(责任编辑：一枝笔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