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主义在西方和中国(9)

　　在这里，我们就五四时期科学与文学的关系看看所谓的科学主义是否对文学构成侵略之势。梁启超说过：“科学的研究法，既已无论何种学问都广行应用，文学家自然也是卷入这潮流专用客观分析的方法来做基础。要而言之，自然派当科学万能时代，纯然成为一种科学的文学。他们有一个重要的信条，说道‘即真即美’。他们把社会当做一个理科实验室，把人类的动作行为，当做一瓶一瓶的药料，他们就拿它分析化合起来。那些名著就是极翔实、极明了的试验成绩报告，又像在解剖室中，将人类的心理层层解剖，纯用极严格极冷静的客观分析，不含分毫主观的感情作用。”实际上，情况并没有严重到如此程度，至多只不过是科学对文学的正常的乃至稍为超量的影响而已。正如有研究表明的：在五四新文学时期，尽管存在把科学思想庸俗化、简单化的倾向，但是，无论从知识性还是方法论的角度来看，科学都没有成为五四文坛的精神“图腾”而陷入新的迷信盲从。而且，我们也没有必要一听到把科学方法应用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研究，就惊呼科学主义入侵，只要这种应用是恰当的和有分寸的，就应该受到鼓励而不是排斥。唐钺讲得有道理：

　　美的分析，现在虽然不精密，但是我们知道美不一定是不可分析的。……美不是超乎理智的东西，美感是随理智的进步而变化的。这种理智的成分，可以用科学方法支配的。其不可分析的那部分，就是美的直接经验的性质；那是科学的起点，而且理智事项也都有这种不可分析的起点的。这种起点就是所谓的“所予性”（givenness），“所予性”的本身，不特不可分析，也是不必分析；我们所要分析的，是一个“所予”（Datum）同别的“所予”的关系，就是要有什么其他“所予”而这一个“所予”才能发生。至于要分析“所予”的本体，是无意义的问题，好像问白色为什么是白色，或是问第一个以前还有第一个没有一样。
　　在今日之中国大陆，后现代派和国粹派合力搭班，正在上演类似的戏剧：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结成“神圣同盟”，打出反科学主义的旗帜，实际上是在对科学进行真正的讨伐。他们或从英国的知识社会学强纲领、美国的学术左派的科学的社会研究和文化研究、海德格尔之辈的梦呓中摭拾一点牙花，或从老祖宗的故纸堆中翻出根本没有民主气味和科学意识的祖传秘方，把人们正在设法医治的社会现代病统统归罪于科学。反科学或走样的反科学主义在理论上是空中楼阁，在实践中是因噎废食，根本站不住脚。可以预料，他们的结局不会比当年的玄学派好到哪里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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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培根认为，真正的科学是实验与理性的结合。他说：“历来处理科学的人，不是实验家，就是教条者。实验家像蚂蚁，只会采集和使用；推论家像蜘蛛，只凭自己的材料来织成丝纲。而蜜蜂却是采取中道的，它在庭院里和田野里从花朵中采集材料，而用自己的能力加以变化和消化。哲学的真正任务就正是这样，它既非完全或主要依靠心的能力，也非只把从自然历史和机械实验收集来的材料原封不动，囫囵吞枣地累置在记忆当中，而是把它们变化过和消化过而放置在理解力之中。这样看来，要把这两种机能——实验的和理性的机能——更紧密地和更精纯地结合起来（这是迄今还未做到的），我们就可以有很多的希望。”参见培根：《新工具》，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版，第75页。笛卡儿说：“应该充分利用悟性、想象、感觉和记忆所提供的一切助力”“探求真理”。参见笛卡儿：《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管震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版，第53页。
　　培根：《新工具》，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版，第8、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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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伊卡：《宗教与现代科学的兴起》，钱福庭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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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维特：《被困的普罗米修斯》，戴建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16页。
　　其英语名称是TheRoyalSocietyofLondonforthePromotingNaturalKnowledge，它的另一个名称是RoyalSocietyfortheImprommentofNaturalKnowledge（增进自然知识皇家学会）。后者也许是于1660年成立的不列颠最早的科学学会的叫法，而前者可能是查理二世颁发特许状时正式的定名。
　　广重彻：《物理学史》，李醒民译，北京：求实出版社，1988年5月第1版，第23~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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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纳姆等合编：《科学史词典》，宋子良等译，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607~6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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