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主义在西方和中国(3)

　　诚如本-戴维所言，在时人看来，由实验和经验获得的科学真理的有效性等同乃至超过了《圣经》。在英格兰，这种新的科学概念和机械论的世界观，被一些最重要的科学家看做是与他们的不信国教的和自由主义的宗教世界观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产生前所未有的科学发现的杰出科学创造与这种深刻感受到的宗教结合起来，激励人们深信，科学研究能为所有理智努力提供共同的效果和视野，并可能导致基督教各个派别的再联合，甚或所有一神教的统一。科学努力在任何地方都未局限于它的建制化的学术界之内，对科学研究在理智上优于其他认知传统的信念，势必把科学方法扩展到对人类社会的探索。对社会问题的探索在自信方面尽管有所不同，但是却被普遍地加以尝试。
　　本-戴维的见解与其他学者的看法可以互证。索雷尔认为，自17世纪以来，哲学家就夸大科学在学问组合中的价值和理论理性在人的能力组合中的价值。频频发生这样的情况：当哲学家要求把道德、或历史、或政治、或美学、或人的心智的研究做成科学时，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一个科目变成科学就能在世界上把它提出来。科学地位的获得总是值得向往的，因为科学的价值高于其他。本顿也表明，以为科学应该包括社会知识和心理学知识在内的所有知识分支的看法，在17世纪处于支配地位。科学知识的扩展不仅会保证物质福利的增长，而且会支持成长中的美学、道德和政治的启蒙运动。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会随着人类本性和潜力的理性研究而出现。
　　可以说，在内外因素的双重作用下，18世纪成为科学主义高扬和凯旋的世纪。在科学内部，法国百科全书派的哲人科学家以自己创造的分析力学和天体力学给牛顿力学披上精致的数学外衣，将其推向科学的顶峰；流体力学和刚体力学是忠实模仿牛顿力学（质点力学）的伟大成果；牛顿的概念框架和范式也渗透在热学、电学和磁学的研究中。在科学外部，英国工业革命（1760-1830）以及在欧洲其他国家的波及使科学的物质功能初显端倪，法国的启蒙运动（1680-1789）使科学的精神功能斩露头角。这一切，为科学主义在欧洲的繁荣兴旺提供了特别优越的环境氛围。
　　在启蒙运动故乡的法国，以狄德罗为首的法国百科全书派成为科学主义以及各种新思潮的大本营，皇皇35卷大开本巨著《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和手工艺分类词典》（1751-1780）为启蒙思想家和科学主义者树立起一座永恒的纪念碑，也使科学和哲学走出学者的书斋，成为广大民众的思想和行动向导。哈耶克对此评论道：法国启蒙运动的特点，在于它对自然科学表现出来的一种前所未有的普遍热情。伏尔泰堪称牛顿崇拜的鼻祖，后来圣西门又把崇拜推到荒唐可笑的地步。伟大的《百科全书》是把新科学统一和通俗化的一次重要尝试，达朗伯为其所写的序言（1754）不仅是该书的导论，而且也是整个时代的序言。索雷尔不仅把旧的哲学中的科学主义的一种形式与培根的学术分类联系起来，而且也认为另一种形式与狄德罗、达朗伯的《百科全书》密切相关：人们给出详尽无遗的科学描述的理性使人更有见识，从而更有德行；宗教不是反复灌输道德知识的方法，实际上激励人心的艺术是能使人开始干得多、而不是感知得多的艺术，即它们是基于科学的机械的技艺（arts），而不是美术（finearts）。I。B。科恩也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当时的社会现状：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向广大读者赞美科学及其成就，而且18世纪的通俗杂志用显著的篇幅说明科学的样态，描述最新的科学发现。报纸也大量报道科学的信息，科学甚至成为咖啡厅争论的话题。尤其是，
　　科学把意义赋予进步，这在任何其他努力领域是不存在的。……科学不仅提供了人们能够在社会中和人际关系中希望的一种进步类型的榜样，而且人们也开始思考，科学及其最终应用的进展会改善人本身。这样的改善甚至可以用能度量的术语构想——无限延长寿命，摆脱疾病等。……孔多塞看到，科学与人类发展中的每一个进步阶段密切相关。多亏科学，不仅使国家变得更完善，使社会本身变得更公平，而且甚至死亡也会如此远离，以至它会被看做是一种难以理解的偶然事件。这种几乎是永恒的生命和幸福是科学的结果。因此，在18世纪结束时，对科学和必然来自科学的好处的陈述，在这里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哈耶克揭示了科学的物质功能有助于科学主义声势的强固和蔓延。在法国大革命（1879）时期，由于科学家能够在军事和生产上提供急需而必要的帮助，导致对训练有素的工程师的赞赏态度，主要从事应用教育的巴黎综合工科学校（1794）应运而生。这所学校招募到一批声名卓著的科学精英作为教员，仅仅在数年内就声名大噪，并培养出有自己典型观念、抱负和局限性的实用工程师类型的人才。他们具有不承认任何未经建构的事物有意义的综合精神，偏爱自觉建立的事物而不是自然生长的事物，并为他们在一切政治、宗教和社会问题上持有的更为简明、更为满意的解决方案而自豪。这种社会状况滋长了一种盛极一时的普遍精神，并且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人类的理性能力不存在局限性，人类有望驾驭和控制过去一直威胁和恐吓它们的一切力量。尽管巴黎综合工科学校的大科学家没有把他们的技能和思维习惯毫无道理地扩展到不属于它们的领域，他们也很少关心社会和人的问题，但是科学之外的知识群体却被科学主义的大潮吞没。不过，与医学院有关的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群体的科学家，却多以意识形态学者闻名于世。其中，比较解剖学的创始人居维叶阐述的生物科学的进步，可能大大地助长了科学方法万能论的信念。史蒂文森洞察到，18世纪科学的凯旋，成为科学主义兴盛的强大动力。他说，各种乌托邦思想家受到新科学在天文学和力学中的成功的激励，提出应用科学方法来研究和控制人的行为。法国启蒙思想家霍尔巴赫在他的宇宙体系中，描述了相当刻板的机械论哲学版本。他追随伽利略、笛卡儿在上世纪预示的世界观，把物质论和决定论作为牛顿力学对自然新理解的结果。他把自然视为一个巨大的机器，人的心智无非是大脑的变型，是原子的结构和运动的结果。按照他的看法，自由仅仅是幻像：“如果人相信他是自由的，只能显示他的危险的错觉和理智的软弱。形成他的是原子结构，原子的运动推动他向前。”他提供的幸福的处方是：学会按照理性生活！
　　19世纪是科学世纪，也是科学主义逐渐从社会思潮走向观念体系的世纪。在这个世纪，热力学、光学和电动力学得以迅猛发展，并最终建立起严整的理论体系。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思想迅速传播，成为人们观察各种社会问题的一个独特视角。科学的方法和思维模式也被移植到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促进了相关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丹皮尔说得好：如果我们有正当的理由把19世纪看做是科学时代开始的话，那么原因并不仅仅在于，甚至主要不在于我们对自然的认识在19世纪有了迅速的发展，而在于(责任编辑：一枝笔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