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科学预设(6)

　　托兰斯注意到，对宇宙秩序的信念不是某种我们能够证明的东西，因为它必须在所有证据中呈现出来，并作为在来自超越于我们自己的实在的影响下在我们的意识的决定性的操作者（算子）中不可抑制地出现。就这一点而论，它被建成我们心智的内壁，它在科学探究和说明中行使规则的功能。于是，我们科学地思维，如同我们必须在使人非相信不可的实在主张和它的固有的可理解性之下思维。马克斯•韦伯表明：
　　自然科学，例如物理学、化学和天文学，有一个不证自明的预设：在科学所能建构的范围内，掌握宇宙终极规律的知识是有价值的。所以如此，不但因为这样的知识可以促进技术的进步，而且当获取这样的知识被视为一种“天职”时，它也是“为知识而知识”。但是，即使这样的预设，也无法得到绝对的证明。至于科学所描述的这个世界是否值得存在——它有某种“意义”，或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有意义的——就更难以证明了。
　　尽管如此，有人还是力图设法证明某些科学预设。例如，麦卡里斯特在把形而上学虔诚看成是一种审美性质的基础上，对形而上学世界观的意义做出自己的理解。“通常人们认为，形而上学世界观提出的主张涉及的都是处在可观察现象领域以外的事态，因而不能被经验资料确证或反驳。‘形而上学’这一术语的词源表达了这一信念。如果这一信念是正确的，那么无论我们对世界做出何种发现以及无论何种科学理论达到了最大的经验成功，都不会影响我们在形而上学世界观之间做取舍。但是情况不是这样。形而上学世界观产生规定应该选择哪类科学理论的标准。这些标准所起的作用是，它决定着由持有某一形而上学世界观的人对相互竞争的理论做出的选择。通过估价依据这样的一些标准选择的理论的经验绩效，我们可以判断这些标准在多大程度上适于帮助我们得到经验上成功的理论。”通过这样的审美归纳思考，他似乎相信，“存在一种较其他更紧密地与科学理论的高度经验适宜性（aptness）相关的形而上学虔诚”，存在“科学的形而上学，这是一种具有独特强烈的经验确认的形而上学世界观”。严格地讲，这位作者的审美归纳不是名副其实的证明，它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人们对某一形而上学世界观的信心或信念而已，并没有保证其真理性。事实上，假如非要对形而上学的科学预设证明不可，那就不得不搬出“上帝”作为第一因，从而滑入神学的泥沼。戴维斯倒是比较聪明，他把世界的可理解性或人类的理性能够把握宇宙的某些规律之类的科学预设，视为需要思考的“深奥之谜”存而不决。他的下述议论值得我们深思：

　　通过科学人类至少能够把握自然的一些秘密。我们已经揭开了宇宙密码的一部分。为什么应该如此，正像人类为什么具有为宇宙提供钥匙的理性火花一样，一直都是深奥之谜。我们作为宇宙的子女——宇宙尘埃——无论如何能够思考同一宇宙的本性，甚至达到瞥见宇宙据以运行的法则的程度。我们如何变得与宇宙的这一维度联系起来，是一个秘密。可是，这种联系是不能否认的。这意味着什么？我们作为有这样的特权的参与者的人是什么？我不能相信，我们在这个宇宙中的存在是伟大的宇宙戏剧中的命运的遁词、历史的偶然、伴随的尖头信号。我们的卷入太紧密了。物理种类的人可能算不了什么，但是在宇宙的某些行星上某种有机体的心智的存在，确实是一件具有根本意义的事实。通过有意识的人，宇宙产生了自我意识。这不能是琐碎的细节，不能是无心智的、无意图的力的微不足道的副产品。我们确实被预定在这里。
　　五、科学中的形而上学
　　在这里，我们拟就科学中的形而上学问题再着一点笔墨。形而上学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被称为“物理学之后”或“第一哲学”。它是以确定事物的真实性质为对象的哲学研究，即按照事物的原来的面貌确定其意义、结构和原理。由于形而上学研究实在的整体，所以它是一种最根本的、内容最广泛的探索。它被认为包括这样一些内容：探索什么存在或什么真实地存在，研究与现象相对立的实在的科学，把世界作为整体的研究，第一原理的理论。考尔丁对形而上学的特征、方法、课题做了富有教益的探索。他指出，形而上学的结论必然具有以下特征：它们必须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对实在的描述在这个意义上必须是连贯的；事实或存在的类型不必与它们相容，或不必先验地拒绝考虑；事物的方面或一般特征不必拒绝，诠释的层次不必利用，思维的深度不必逃避。形而上学原理是我们信念之网的基本支持者。对于我们整个有序的经验而言，它们是根本的，并以此预设的。没有它们，我们根本无法去经验。我们如何最终系统地形成这些根本的形而上学命题呢？形而上学方法不会是逻辑的、或数学的、或自然科学的方法。它是比较抽象的方法，我们也许可以把它的特征概括为沉思（反思）的方法。正是借助对经验的沉思，我们必须寻求我们日常信念、社会生活、艺术、科学、道德行为的预设，这样便形成了存在和变化的最终条件。形而上学的课题显然是我们经验的对象的整体：所有类型的存在和它们的一切方面。自然科学考虑的是存在的某些类型和某些方面，而形而上学应该俯瞰所有存在和他们的所有方面的普遍特征。
　　阿罗诺维茨察觉到，自19世纪以来，人们认为科学知识的进展消除了对形而上学的需要，包括其论说领域是科学的形而上学。如果科学的对象和方法预先有元注释（metacommentaries），那么科学应该有能力“为它自己辩护”。按照这种立场最乐观的倡导者的看法，我们需要做的一切就是做科学。在科学探究和发现过程中提出的问题，应该仅仅服从那些有资格进行科学活动的人达到的答案。被视为思辨探究的哲学和思辨被科学方法严格地限制在实验之前的假设和自然科学之间，可是，现在二者的区分日益变得模糊不清了。这是因为，正如哲学家把他们的工作限制在诠释科学的结果一样，科学家也感到被强迫变成给他们自己工作赋予意义的哲学家。普尔甚至具体指明了渗透在科学中的形而上学基础的三个占统治地位的方面：
　　本体论——关于“是”或“什么存在”；认识论——关于“如何”和“是否”能够知道所存在的东西；价值学——关于“价值”和它们与终极实在的关系。在现代宇宙学中，对万有理论的沉思表明，形而上学问题正在被越来越多地询问。(责任编辑：一枝笔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