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科学预设(8)

　　形而上学和科学在一种意义上是互补的，形而上学不处理自然的详细的行为，而科学不处理自然知识的终极诠释。它们二者对综合的世界观察来说都是必要的。但是，关系是单方面的；科学不假定形而上学的原则就不能开始，而形而上学不预设任何科学原理来支持它的结果的可靠性。形而上学的功能之一是审查科学预设的基础，正像逻辑的功能之一是揭示这些预设一样。但是，这并没有耗尽形而上学。例如，阿奎那的世界图像并不仅仅为科学提供基础；他关于第一因、创世、变化、作为理性的和不朽的人、幸福以及其他一切的伟大综合，都比科学的范围更广泛。正是哲学而不是科学，不仅处理关于自然的根本的真理，而且也处理对人有最大意义的事情。
　　当然，形而上学的论断并不是恒久不变的，而是伴随着科学和哲学的发展而进展的，否则它就会论为僵化的教条，由启迪智慧的“哲人之石”蜕变为窒息思想的杀手锏。因此，对形而上学也应该提出新的要求，采取新的进路。波塞尔说：科学离不开形而上学，波普尔没有否定形而上学。但是在科学中，形而上学不能像过去那样，只追求所谓的绝对真理，而应该给我们提供一种秩序，运用这种秩序，对科学知识进行分类。从库恩开始，形而上学问题变成了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的争论，说明了形而上学问题的重要性，也揭示了科学哲学中分析传统的局限性。就科学的合理性而言，把形而上学引入科学并不是使科学变成非理性。例如，波普尔与哈贝马斯寻求真理的过程是相互对立的，他们都必须回答为什么要选择方法的问题，在回答这样的问题时，形而上学的论证在科学中就显得很重要。
　　参考文献：
　　©我们在这里仅仅关注科学（理论）的形而上学基础之一即科学预设，至于其他更广泛或更深刻的，不在我们的考察之列。不过，我们想把海德格尔关于科学（广义的）的形而上学基础的论述留下备考：“我们沉思现代科学的本质，旨在从中认识现代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何种关于存在者的观点和何种关于真理的概念为科学成为研究奠定了基础呢？作为研究，认识对存在者做出说明，说明存在者如何和在何种程度上能够为表象所支配。当研究或者能预先计算存在者的未来过程，或者能够事后计算过去的存在者时，研究就支配着存在者。可以说，在预先计算中，自然受到了摆置，在历史学的事后计算中，历史受到了摆置。自然和历史便成了说明性表象的对象。这种说明性表象计算着自然，估算着历史。只有如此这般地成为对象，如此这般地是对象的东西，才被视为存在着的。惟当存在者之存在在这种对象性中被寻求之际，才出现了作为研究的科学。这种对存在者的对象化实现于一种表象，这种表象的目标是把每个存在者带到自身面前来，从而使得计算的人能够对存在者感到确实，也即确定。当且仅当真理已然转变为表象的确定性之际，我们才达到了作为研究的科学。”参见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1版，第895~896页。
　　可以看出，我们的见解与林德赛的观点不同。林德赛认为，科学理论的逻辑结构由五部分组成：本原的、直觉的、未界定之意念；较明确界定的概念或构想；联系构想之假设；由假设演绎所得之推论，即演绎所得之定律；演绎推论的实验验证。参见林德赛：《科学与文化》，方祖同译，台北：协志工业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76年第1版，第2章。
　　彭加勒：《科学与假设》，李醒民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159页。
　　彭加勒：《科学与假设》，李醒民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ii、113页。
　　我不完全同意库伯格的说法：科学不需要假定或预设，从而科学没有超越科学探究的边界的基础。逻辑本身可以在下述意义上被视为经验探究的结果：它的有用的约束反映了自然和人的本性的相互作用。逻辑也是我们的创造，可以被改变。参见H.E.Kyburg,Jr.,ScienceandReason,OxfordUniversityPress,1990,p.276.
　　R.G.A.Dolby,UncertainKnowledge,AnImageofScienceforaChangingWorld,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6,p.53.
　　P.E.Hodgson,PresuppositionsandLimitsofScience,G.RadnizkyandG.Anderssoned.,TheStructureandDevelopmentofScience,D.ReidelPublishingCo.,1979,pp.133~147.霍奇森还说：意识形态否认这个或那个必要的科学预设，或者试图用一些相异的基础代替科学。这样便打击了科学的根基。不过，明确否认科学的这个或那个预设的意识形态是相当罕见的，因为这些预设通常在意识的较深层次上。事实上，如果它们是有效的，它们主要就具有这种特征。现在更通常的是，一种意识形态提出它自己的信念作为科学的必要基础，以代替理性和对自然的艰苦研究。在苏联和中国的科学中，都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P.A.Komesaroff,Objectivity,ScienceandSociety,InterpretingNatureandSocietyintheAgetheCrisisofScience,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Kegan,1986,p.372.
　　T.F.Torrance,FundamentalIssuesinTheologyandScience;J.FennemaandI.Pauled.,ScienceandReligion,OnWorld-ChangingPerspectiveonReality,Dordrecht/Boston/London:1990,pp.35~46.

　　隆季诺将背景信念的价值分为两类：一类是认知的构成价值（constitutivevalues），它们是从理解科学目标中产生的，是决定什么构成可接受的科学实践或科学方法之法则的源泉。另一类是非认知的与境价值（contextualvalues），它们是私人的、社会的和文化的价值，即群体或个人关于应该是什么的那些偏爱，它们属于在其中从事科学的社会和文化环境。由于科学的构成价值所生成的方法不能摆脱与境价值，因为科学的背景假设和信念会受到道德的、社会的价值的影响，而且科学的研究逻辑和认知的结构需要这样的相互作用。尤其是，科学公正论题（thesisofintegrityofscience）——科学的内部实践（观察和实验、理论构造、推理）不受与境价值影响——受到行为和认知生物学研究的严厉挑战，因为与境价值不仅影响值得询问的问题即科学发展的方向，而且影响给予这些问题的答案即科学理论的内容。因此，与价值无关的科学和绝对的科学自主性在方法论上是不可能的。参见H.E.Longino,ScienceasSocialKnowledge,ValuesandObjectivityinScientificInquiry,PrincetonUnoversityPress,1990,pp.4~6.(责任编辑：一枝笔写作)